人物周刊：你在做公司时一直提倡彻底学习西方，拿来主义，而中国一百多年来主题之一就是向西方学习，你在哈佛待了两年多，在你看来，国家和公司层面上，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？

　　王石：从方法论上看，至少刚开始时拿来主义是一条比较简洁的道路，但是仅仅拿来主义是不够的。因为你必须要回答你是谁，拿来主义没法解决这个问题。我现在开始在哈佛认真听中国传统哲学的课，这是原来怎么都没想到的，我怎么能学这些东西呢？

　　因为你没法回答你是谁，所以现在还可行，但是下一步怎么办，会有问题。

　　我已经到了老年，人到七十古来稀嘛。按照传统社会来讲，已经到了要进入一个你随时走都很正常的年纪了，突然你发现你要知道的东西太多了，你他妈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，有点无知者无畏的感觉，这个反差特别特别大。到了这个年纪应该啥都知道了，什么都悟透了，人生无憾了。当然你希望再活得长点是另外一个事。你觉得人生该知道的都应该知道了，又突然发现……（摇头）

　　人物周刊：这是到美国才有的感受吗？

　　王石：对。

　　人物周刊：你在哈佛学习中国的传统哲学，是要解决我是谁的问题？

　　王石：文化大革命我初二，古文学得不多就中断了，以后当兵，工农兵学员，工作，反倒是一直有意识地接受西方的东西，有意回避中国传统，我的家庭本身就没有传统文化的背景。以前我也很得意，没受什么污染。所以拿来主义对我没有什么障碍，原来一直把这当成个优点。

　　人物周刊：现在还会这么想吗？

　　王石：不，这是你的短缺。你没有困惑，所以才会拿来就用。

　　人物周刊：那你觉得拿来主义在国家和公司两个层面来说，应该怎么看？

　　王石：我没有从国家角度考虑，我已经非常清楚把自己定位成企业家。企业家更多考虑的就是“匹夫有责”，有责是你怎么对这个企业负责。再扩大来讲，就是如何对行业有些影响力。如果再扩大点，我们能不能像日本战后的索尼、松下、丰田那样，不仅仅生产产品，成为畅销品牌，还能提供创业精神，对社会还有正面的影响，就到这，仅此而已。

　　（思考）国家怎么样，国家命运，这是我很警惕的。

　　人物周刊：你会思考，但是不愿意去做？

　　王石：中国现在就是太泛政治化，每人都扮演政治家的角色，每个人都在考虑国家的未来前途。到美国你发现，我们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了解，比他们对我们的了解强太多了。

　　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关心，而且应该是真正研究政治学、国际关系、国家走向这个分类的公知关心，这是他们考虑的问题。当然还有政治家和领导人。

　　因为作为董事长，你负责的是股民、员工，和你的品牌，这会产生利益冲突。你要是还有那个情怀，先辞职。

　　人物周刊：那你现在还有吗？

　　王石：我没有。

　　人物周刊：这是你和过往的自己所做的切割？

　　王石：我现在没弄清楚我是谁，我从哪儿来，但我最起码知道自己现在是个企业家，应该有什么思维方式，最大的能量是什么。和美国一战后的那代企业家相比，我们还是要去承担社会责任，做公益，这是分内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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