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物周刊：这次雅安地震以后，我们发现，无论是中国企业，还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在公益上的表现和汶川相比，差别不大，好像这5年来，中国企业做公益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？

　　王石：在我看来，改变还是相当大的，应该说比第一次要冷静多了。以万科为例，我们还是200万，没有说马上要改500万、1000万，没有像第一次捐200万弄得灰头土脸。

　　第二次要比第一次冷静得多，一些外资企业急于马上表态，那是有，总量来说少。尤其从现金来讲，据我了解还没超过10亿吧。

　　人物周刊：你在书中含蓄地提到有些中国企业的民族主义问题，你们这一代企业家汇聚了几代人的精英，为什么遇到困难时还是会马上想到民族主义？

　　王石：爱国主义很容易变成民族主义，比较狭隘。没什么不好，但狭隘了就有局限性。中国经济过去一直是封闭的，改革开放，加入WTO，显然仅停留在民族主义上是不够的，必须是国际主义。中国文化有局限性，香港是一个国际港，香港上一代的企业家，上至李嘉诚、邵逸夫，基本上他们的公益慈善是局限在中国人身上。就没有国际主义的成分。你如果以全球为市场，慈善公益也应该是全球性的。

　　人物周刊：所以说，还是时间问题。

　　王石：对，要过这一关。

　　人物周刊：你不觉得做好产品才是真正的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，而不是说你捐多少钱的问题，尤其是经历了三聚氰胺事件。

　　王石：有联系，但还是不要混为一谈。企业首先要对产品负责，这和社会责任有联系，但还是要分开谈。无论你企业做得怎么样，做公益总是好的。你不能说企业还有伦理道德问题，就没有资格做公益，还是不要问动机。从技术层面来讲，不要去问道德，不要问你的钱怎么来的。能做善事，有怜悯之心，会反过来影响他的一些决策。

　　第二点谈到企业的产品责任，这是一个行业的选择问题，他这样做迫不得已，因为这个社会就这样，对不对？万科不行贿，这是个选择。你完全可以有理由说大家都在行贿，行贿成为潜规则，你不行贿怎么存在下去呢，这可以成为一个理由。但对我来讲，这不能成立，我宁可经营不下去。

　　三聚氰胺当年是一个科学发明，中科院下面的一个三等奖，成本竞争的压力加上市场的需求，突然这样地旺盛，就像挖个坑就能赚钱。换句话来讲，在企业道德上，最起码乳业并不比房地产业的道德更低。

　　自由市场经济下企业家如何成熟，你不能对他们太苛刻，应该多看他们的闪光点。从社会心理学上来说，人都是一半天使、一半魔鬼，看你往哪方面引导。中国很多时候就用伦理道德来判断，对中国企业家始终是道德批判，工农兵学商，放在最末的位置，骨子里是这样一个东西。

　　让农民工进城是最大的改革红利

　　人物周刊：有政治家提出要让普通老百姓分享到改革的红利，这当然很好，但在中国，会让人担心如何把分享改革红利和培育这个国家的创新精神、企业家精神对接起来？

　　王石：这不是一个比较关系，你可以理解富人财富太多了，重新分配，你也可以理解为税收太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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